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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初期 安化黑茶的“百行会议”

时间:2015-10-09 09:11
民间相传,抗日战争时期,安化黑茶行业为兴茶纳税、抗敌救国,召开过一次百行会议,对抗县府的腐败。但因史料不详,后人难窥全貌。近日,百年茂记第四代传人张剑在家族史料中,发现一
民间相传,抗日战争时期,安化黑茶行业为兴茶纳税、抗敌救国,召开过一次“百行会议”,对抗县府的腐败。但因史料不详,后人难窥全貌。近日,百年茂记第四代传人张剑在家族史料中,发现一些往来书信,意外地还原了这桩历史事件。

一封封亲笔家书,见证了一段安化茶人兴茶抗日的峥嵘岁月。

保长擅自增捐,致茶业凋敝,祸延抗日后方

1937年11月24日,日寇空袭长沙,三湘震动。1938年11月8日,日本陆军第11军第9师团占领湘北重镇羊楼司,意味着作为抗日大后方 的湖南,随时都可能演变成主战场。地处湘中偏北的安化也陷入不安,蜂拥而至的“下江人”(抗战时期安化对江浙一带逃难人群的统称) 和不断迁入的学校、医院及国民政府直属机关,都昭示着战争正步步逼近。

物产丰饶的安化,茶叶、桐油、猪鬃等皆被列入统制出口的范畴,且因茶叶盛销,国民政府正准备成立公司统一经营茶叶出口业务,以期筹资购买军火等 物资。可就在这关键时期,安化茶界突然生变——安化地方官僚欲发国难财,私征私吞茶捐,导致行业内群情激愤,召开“百行会议”以对抗这场冒捐。此案先后缠 讼五月有余,直接参与的茶商达数百人,还惊动了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厅和省高等法院。

事情是这样的,民国初年,安化茶区黑毛茶按“九四三兑账”,即每一元(民国法币相当于一千文)茶价中除去57文的各种折扣税费,实际以943文 支付。在1938年之前,这一比例已调整为按“八八二兑账”,57文变成118文,翻了一倍不止。重税之下,1938年5月,正当“头茶”开秤收购时,安 化县第七区柘柳乡第十保(相当于今安化县东坪镇坪溪村等地)保长贺某变本加厉,擅自下令辖区内所有茶行仔庄按“八七零兑账”,即在官方标准的基础上再多抽 12文。第十保所在地坪溪,是控扼桃源、沅陵两县入安化的要道,当时有茶庄数十家,业务覆盖三县交界方圆百里范围内的上万户茶农。此令一出,茶农哗然,茶 庄生意顿时萧条。当地势微的茶商敢怒不敢言,转求茂记张家父子。

32名茶商联署状告,却遭“县衙”暗中庇护

茂记张家是大户,祖籍江西,晚明涉足茶业,一直是晋商巨号进入安化经营茶叶的相与(合作伙伴)。清光绪二十四年(公元1898年),张茂林整合 手中资源,在安化创办“茂记”茶行,主营安化黑茶并兼营红茶、绿茶。数年开拓,茂记分号由安化的坪溪、百选、东坪、黄沙坪等地,一路延伸至益阳、衡阳、长 沙、汉口、杭州等茶业口岸。抗战初年,在张茂林张迪坤父子的合力下,茂记已是安化茶界翘楚。

危难之际,张家父子挺身而出,先向贺保长建言无果,而后呈请贺保长之上级柘柳乡廖乡长主持公道。廖姓乡长当即封存了冒捐款,并严令禁止再行抽捐,却遭贺保长拒绝。

众茶农、茶商以及张家父子见乡公所也无计可施,便开会决定以坪溪32名茶商联署的形式向安化县国民政府呈文状告,却如泥入海,杳无回音。众茶商 旋即第二次呈文,未料贺保长却假冒呈文茶商的印章,伪称增抽的茶捐是用于缉查坪溪当地的匪人,张茂林一干人系刻意诬陷。同时,第七区蒋姓区长以县政府名义 居中调解,力劝茶商息讼认捐。

这一刻,张家父子及部分茶商已看出端倪:贺某的拒不改正、蒋区长的“和稀泥”举动,实是安化县政府支持私增茶捐的表现。严峻的事实,仿佛千钧重 担压心头:购茶资金早已筹措到位,众茶商若再不收茶,茶行只能歇业;可收了茶,利润又几近于无;更为严重的是,如若此次增捐得以实行,其它茶区或会纷纷效 仿,这对安化茶业将是致命打击。有鉴于此,众茶商再次呈文,并抛出两件利器。一是引用湖南省财政厅不允许抽茶捐修建湖南坡桥的案例,证明“财政厅明令禁止 滥抽茶捐”。二是随文上交了柘柳乡第十保保公所关于增抽茶捐的布告,以及廖姓乡长封存已抽茶捐的封条,贺某增捐乃是事实。

这两条可谓正中要害,安化县政府无奈采取“拖字诀”。1938年7月30日,县政府对第三次呈文作出批示,却不疼不痒,只说前次控诉呈辞均已收到,已交第七区区长彻查办理云云。

至此,茶商和张茂林父子意识到,必须争取更高层次的支援。于是茶叶行业商定,一方面继续向县政府呈文(第四次呈文),另一方面由茶商出资,委派张迪坤常驻百余里外的县城(安化县原县治梅城镇)跟踪案情发展和寻求支持,并作好随时赴省申诉的准备。

“百行会议”聚智斗勇,“冒捐事件”圆满结案

张迪坤身负重托,在梅城盘桓1个多月。期间,他打通关系,摸清了官方办理此案的具体过程、基本态度,甚至将贺某伪造的茶商证词及其他案卷统统抄 录出来。同时,他以安化茶叶行业名义,持续向县政府施压。此时,贺某或因心虚、或经上面授意,借请各茶商核算抽捐数额的名义,在坪溪设宴以求调和矛盾,并 提出以部分增捐来支付茶商的诉讼费用,被众茶商拒绝。之后,县政府发出传票,通知茶商代表到县城与贺某当面对质,却以贺某爽约而终。当此之时,一些乡绅突 然群起致函县长,为贺某开脱并提出严惩张家父子。

重重压力下,茶商代表第五次呈文,重申主张。而此时,张迪坤方面传出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:迫于日寇临城,湖南省高等法院正筹备迁往安化县城,同 时该院已同意受理此案。随后的1938年8月30日,百余名茶商齐集茶叶码头黄沙坪,连日召开行业会议,准备再次筹资并派张迪坤赴省申诉,时称安化茶商 “百行会议”。

但会议第二天,安化县突降暴雨,资水沿岸各埠茶商普遍受灾,坪溪、百选村等张氏家族所在的柳溪沿线受灾尤其惨重,加之当年金融形势严峻,各茶商 原来承诺筹集的应诉资金无法到位。远在县城的张迪坤陷入困境,活动经费无着落,盘缠行将用尽,而关系家族利益乃至全县茶业的诉案正当紧要关头。苦思之下, 张迪坤提出由族人集资,并大获支持。

张迪坤通过在县城营造“茶叶事关抗战,有利邦国,省府一再要求禁止滥捐,高等法院审理将不利于县府”的舆论氛围,终于迫使周姓县长下令撤销贺某 的保长、蒋某的区长之职,同时责令上缴增抽的茶捐,但之外再无动作。9月24日,“百行会议”茶商代表趁势而上,第六次向县政府呈文,要求武装拘押贺某到 案,予以严惩。此时,随着省高等法院迁安化日程的一步步逼近,县政府最终答应茶商请求,匆匆结案。

至此,安化黑茶史上鲜为人知的“冒捐事件”圆满结局,从此开启了安化黑茶轻装上阵、支持抗战的新时期。一年后的1939年,安化黑茶理论之父彭 先泽先生受托返湘,在安化县江南坪创办加工厂,开辟出安化黑茶运销西北、香港两条新路线。之后,安化黑茶开始源源不断地外销,从而换来大量的军火和外汇, 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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